全球棉花交易中看得见的那只手

全球棉花交易中看得见的那只手

编按:伴随农村劳动力转换成工厂劳动力的过程,商业活动也从在地小範围交易,演变为全球化的大型活动。商人藉由棉花的种植、织作、转运、交易,将毫不相干的穷乡僻壤,串连成适于工业生产的全新节奏。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资本主义,无意间塑造出今日社会的样貌。

对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而言,巴黎是十九世纪的世界首都。然而对过去及未来的棉花大亨而言,真正的世界中心是利物浦。利物浦位于多雨的英格兰西北部,建立在默西河(Mersey River)和爱尔兰海(Irish Sea)交会口。利物浦商人扼住这个全球商业最重要的要冲,把刚诞生的欧洲製造业複合体和日益尚武与扩张的棉花腹地连结起来,累积了空前无比的财富和势力。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在此交会,利物浦商人把前者的逻辑运用在后者身上,并于过程中改造了两者。利物浦商人的才智在于,他们有能力把经常被认为是敌对的下列元素结合起来:受薪劳工和奴隶,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自由贸易和帝国,暴力和合约。

利物浦或许是世界奇蹟之一,但它不是游客欣赏的那种美景。事实上,20世纪初有位历史作家就下了一个结论:「很可怕」。当时一位人士冷漠地观察到:「利物浦引人瞩目的首要标的,绝对是宽敞的码头区。」早在1832年,船坞和港湾壁垣已经长达三英里半,满布码头、仓库,「船桅林立有如森林」。默西河流入爱尔兰海,出爱尔兰海就是大西洋,而大西洋西岸正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种植地。每年数千艘船只满载紧密压缩后的棉包抵达。数千名工人,大部分是爱尔兰移民,把货卸下来送进仓库。大部分生棉从仓库透过运河船只(1830年之后改成火车),送到附近的兰开郡纺纱厂去,距离约20至50英里;有些生棉又上船运到欧洲其他港口,由当地的篷车(后来也改成火车)送到遍布欧洲农村的无数纺纱厂。没有什幺技术奇蹟,利物浦只是一个非常辛劳的劳工进出的危险地方。数千名工人每天黎明前就聚集在利物浦下雨的街上,盼望能受雇扛运巨型包装的生棉,赚取一天的工资。这是一件工时长、薪水低的危险工作。

利物浦港口是横跨全球的帝国中心。当地商人派船到世界各地,这些船只绝大多数是藉风力行驶的帆船,但是到了1850年代和1860年代,蒸汽船开始增多。这些船只的船长要应付危险的大海,可能造反的船员,毒害的疫病和变幻莫测的经济。1840年代初期,利物浦一艘棉花船船长詹姆斯.布朗每次抵达纽奥良港,都得浪费好几星期时间,设法弄到足够的生棉填满他的船。运费时时在变,船只在港口里闲置代表竞争激烈。来自利物浦的市场新闻三不五时会导致棉花价格突然变化,以致耽误他出发回航的日期。布朗有一次叹气写下:「部分船员跑了」。「飓风」以及「海盗的新闻」也使他神经紧张。

虽然利物浦港口是阳刚劳力的大现场,但这个城市的神经中心是它的棉花交易所,管理员彼此住得很近,密切配合交易。每天上午,利物浦商人会「在国旗底下」(这是市中心一块户外空地)集会和交易。棉花经纪人萨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记得,「不论冬夏,不论天寒或潮湿,在各种天气下,我们都站在户外,只有雨大、天寒,难以忍受时,偶尔我们才移到拱门下。」一直要到1809年,市中心盖了一栋漂亮的交易所楼房,棉花商人才移进室内。买卖双方会面的交易厅又吵又乱,「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富丽堂皇和宽敞,作为公开交易之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相当大数量的交易」。

拜他们业务範围无所不包之助,利物浦商人成为全球棉花种植、製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孟买的阿波罗码头,商人紧张兮兮地等候「来自利物浦」的新闻。在全美国南方的农场,「利物浦价格」是唯一一件最重要的新闻,是许许多多奴隶主人最关心的事情。南方农业杂誌《狄鲍氏评论》不断报导利物浦价格,以及美国棉花农人如何才能赚到最大利润。纽约的《商人杂誌暨商业评论》,也一样为利物浦价格焦躁不安。对艾莲.胡顿和数十万跟她一样的棉花工厂工人而言,利物浦价格可以决定她是否有工作。全球心繫利物浦,反映出利物浦商人对全球一大片地区有极大的影响力。当利物浦传来棉花价格上涨的消息时,路易斯安那的种植者或许会决定再购买新的棉花田;奴隶贩子或许会觉得,把数千名年轻奴隶移动到这些新地区有利可图。来自利物浦的新闻,可能有一天会把美洲原住民赶离家园,而另一天又鼓励把资金投资到印度铁路上,以及使得瑞士、古吉拉特邦或米却肯州某家人完全放弃纺纱织布。

从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看出去,在它窗户之外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巨大的棉花生产与消费複合体。对利润不知餍足的胃口,要求有更多土地来商业化生产棉花,多设棉花工厂,以及打开棉布市场。这个史无前例且高度槓桿化的工业扩张,其生存要依赖全球农村的永久转型,好动员愈来愈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以及提供市场。儘管利物浦资金及其商人无所不在,这些连结的转型性质在黑森林地区、孟买或密西西比等地都相当不同。

固然利物浦商人居于此一新棉花帝国的中心位置、事实上更是构成它的主力,他们只是参与全球棉花贸易许多贸易商群组之一。这些贸易商集合起来协调数十万名奴隶、农民和种植者在全世界不同地区大小农场种植棉花。他们集合起来把这些原料联结到数以千计,为他们工厂购买棉花的製造业者;製造业者再把棉纱和布匹送到市场和商店,由它们把这些棉织品卖给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商人把棉花和布匹由密西西比的种植者或古吉拉特农民,运交给位在奥尔德姆(Oldham)或兹威考(Zwickau)的纺纱厂,从曼彻斯特製造业者手中送到伊斯坦堡市集,从米卢斯工厂送到纽约的店家。商人预垫资金让巴贝汀人(Barbadian)种植者能种植棉花。他们从许多种植者手中收集棉花,整理成包交运出去。他们派出船只远渡重洋,把棉花交给製造业者,再把市场资讯从市集传到工厂,从工厂传到港口,从港口传到农场。他们把愈来愈有效率的工厂所生产的棉纱和织布,出卖给全世界愈来愈多的消费者。虽然商人有时候也是农场和工厂主人,但他们大半还是独立的中间人。他们的专长不在种植或製造,而在转运。在利物浦这类的发源地,商人构成市场,他们是市场上看得见的那只手。

遍布各地的商人构成这片庞大网络,建立融资、贸易、资讯、信赖、社会联结,并且永不休止地追求利润。新棉花网络的範围空前无比。过去从来没有任何工业把如此远距离、如此众多的种植者、製造者和消费者连结起来。因此之故,过去也从未如此迫切需要商人。这些网络的範围太广,产生空前未有的协调问题。农民或农场主人,甚至富有的製造业者,都无法保持他们生计所恃的管道畅通无阻。商人组织世界最重要的製造工业空间,激烈的重新安排之能力,正是一种重大发明,更多人工操作机器和新颖的劳工组织,到了1850年代已在全球各地纷纷出现。他们的资金及其打造的贸易体制之构造,遍布世界广大範围,从欧洲工业化中的村庄和城市,到密西西比和古吉拉特的农场和农村,是工业生产的新节奏。藉由串连起奴隶农场和靠受薪工人运作的工厂,连结这两者之间似乎无法连通的鸿沟,商人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

商人,有些是交易商或经纪人,也有些是代理人、进口商或承购商,正确地判断在这一庞大的新贸易中有极大的获利机会。各类型商人从把棉花由农场送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必需的每个交易环节中撷取利润。佣金、利息、服务费滚滚流进他们口袋。有些人变得极其富有,利物浦的罗思本家族,伦敦的霸菱家族,伦敦、孟买和其他地方的拉利家族(Rallis),温特图尔的沃尔卡特家族,勒阿弗尔的齐格弗里德家族(Siegfrieds),不来梅的韦金家族(Wätjens),纽奥良的福斯托家族(Forstalls),纽约的布朗家族,亚历山大的卡萨维蒂家族(Cassavettits),以及孟买的杰吉伯伊家族(Jejeebhoys),是其中最有名的几个重要商人。棉花支撑起这些家族庞大的财富和权势,使他们能兴建豪邸,僕从如云,蒐藏珍贵艺术品,投资其他事业,在全球各地旅行。但是成千上万其他不是巨富的商人,名氏大半已被世人遗忘,他们也是行业的骨干。总体而言,他们打造出资本的新空间。

然而要让奴隶和工业匹配成功,商人首先必须有利润地把机器生产和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传播到全球农村地区。19世纪之前,世界上已经有许许多多勇敢做大梦的人,但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像,这样广大範围的生产腹地和薄弱的消费者市场竟有如此潜力。这些商人所经历的过程极端複杂,事实上,它依赖这个网络,他们的视野虽非一向是、却经常是相当地方性,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只不过是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向前推一步,朝向农村棉花生产者而已。然而,仅是透过把棉花製造过程中不同的地方和阶段彼此连结起来,商人经常在无心之间创造出某些相当新颖的东西。史上第一次,他们借重各种完全不同的劳动体制,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招牌特色――奴隶种植棉花、受薪工人纺製纱线,而奴隶及受薪工人都来轧棉花、压缩、装货及运送棉花包。他们这样做,帮助欧洲克服其资源限制。观察这些商人的活动,琐细、看似无关紧要,却能帮助我们理解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是如何连结起来的。

【书籍资讯】
摘自《棉花帝国》

全球棉花交易中看得见的那只手

数位编辑整理:赖仕豪,廖佩汝
Photo:Fondo Antiguo de la Biblioteca ,CC0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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